井岡山會師:中國革命的里程碑

從此,朱德、毛澤東兩位時代巨人站在一起,共同擎起了中國革命的火炬。如果把中國革命比作一艘帆船,那么他們就是那船的舵和帆,他們的默契配合,使這艘航船乘風破浪抵達勝利的彼岸;如果把中國革命比作波濤洶涌的大海,那么井岡山會師就是那個定海的神針,為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定下了基調。他們珠聯璧合,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歷程中,運籌帷幄,休戚與共,密切配合,一個軍長、一個D代表,一個總司令、一個政治委員,堪稱一對黃金搭檔。
一、井岡山會師締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朱毛兩軍會師后,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1萬多人合并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D代表。5月下旬,中國工農革命軍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D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士兵委員會主任。下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師。第十師師長朱德(兼),D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師師長張子清(因負傷,由毛澤東兼代),D代表何挺穎;第十二師師長陳毅(兼),D代表鄧宗海。師下轄第二十八至第三十六共9個團,其中四個主力團:第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兼),D代表何長工;第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D代表龔楚(后叛變);第三十一團,團長張子清(兼),D代表何挺穎(兼);第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副團長王佐,D代表陳東日。為什么稱“第四軍”呢?那是因為1926年北伐時,正值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最出名,有“鐵軍”的美譽,而南昌起義的官兵以及秋收起義的盧德銘警衛團又多為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為表示這是一支革命的剛強的隊伍,所以稱“第四軍”。實際上第四軍前面,并不存在第一、第二、第三軍,也就是說第四軍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支紅軍,它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面旗幟。它標志著一支新型的中國人民軍隊誕生了。二、井岡山會師壯大了紅軍隊伍,匯聚了治軍精英,為打造強大的紅軍奠定了基礎
一是數量上大幅增加,戰斗力大大提升。原來井岡山只有毛澤東率領的三灣改編后的秋收起義部隊不足800人,加上山上的袁、王部隊300多人,總共只有1100多人。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和陳毅率領的湘南暴動農軍加在一起達1萬多人,數量增加了10倍。南昌起義軍余部是一支經過大革命洗禮的部隊,裝備好,有戰斗力和正規作戰經驗,可以和國民D正規軍的精銳部隊抗衡。二是匯聚了一批治軍將才。井岡山會師時,朱德、陳毅帶上山的1萬多人中,有南昌起義時朱德的教育團,葉挺獨立團(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三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教導團、第四軍第七十五團,以及參謀長周邦采帶的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南下后余下的1000多人,這些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正規軍。葉挺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和領導的一支武裝,在北伐戰爭中戰斗力很強,有“鐵軍”“鐵團”之稱。更可貴的是井岡山會師匯聚了朱德、陳毅、王爾琢、李奇中、胡少海、蔡協民、曹福昌、周子昆、龔楷、林彪、耿凱、粟裕、楊至成、李天柱等一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
陳毅曾遠渡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做過兵運工作,受中共中央軍委分配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1927年8月,在追趕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他受周恩來派遣到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的主力第七十三團任D代表。在閩粵邊境的三河壩,在強敵壓境的危急情況下,為了挽救南昌起義幸存的孤軍,保存革命火種,他與朱德一起力挽狂瀾,鼓勵部隊克服悲觀情緒,堅持戰斗。他堅決擁護朱德,并竭盡全力協助朱德穩定了軍心。10月下旬,在江西安遠縣天心圩全體官兵會上,他說:“南昌起義是失敗了,但南昌起義的失敗不等于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還是要成功的。我們大家要經得起失敗局面的考驗,在勝利發展的情況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敗退卻的局面下,就困難多了。只有經過失敗考驗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們要做失敗時的英雄。”[1]p9爾后,他們一起商討,做出到敵人力量薄弱和群眾基礎較好的湘贛邊界去尋找落腳點、去打游擊的正確決策。
王爾琢,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四團參謀長。1928年1月,參加領導湘南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參謀長。井岡山會師后,王爾琢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參謀長兼第二十八團團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五斗江、草市坳和龍源口等戰斗,為保衛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粟裕也是通過讀書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南昌起義前他在葉挺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教導大隊,在那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他因身負重傷而掉隊,但他卻始終抱定無論如何不離開革命集體,無論如何要趕上隊伍的信念,一路跌跌撞撞,連滾帶爬,終于追上隊伍。到井岡山后,他作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被派任連D代表,為轉變舊軍隊習氣的殘留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奇中曾任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副團長,蔡協民曾任第七十三團D代表,周子昆曾是第七十三團第二營營長,龔楷、耿凱、李天柱都是連長出身,龔楷、楊至成、李天柱等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都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具備軍事指揮員必備的知識和技能。
共同的信仰把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才俊凝聚在一起。他們的到來為鞏固和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條件,為打造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他們對D忠誠,信念堅定,英勇善戰,戰功卓著。
三是部隊凝聚力更強了。朱德、陳毅在南下途中為了堅定部隊信心,多次對部隊進行思想整頓。1927年10月下旬,起義部隊到達安遠縣天心圩時,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悲觀了,離隊了,部隊沿途減員。這時朱德召開全體官兵會議,宣布:“今后這支部隊由我和陳毅領導,愿繼續革命的跟我走,如你們不愿繼續奮斗的,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槍,我還是要革命的”[2]p55。所以,跟著他繼續革命的都是有堅定信念的人。起義部隊進入贛南信豐縣城時,陳毅又對部隊進行了紀律教育,他說:“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是為工農而戰的人民武裝,有著鐵一般的紀律,是自覺地維護工農群眾利益的。正是因為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取得革命勝利。否則,我們這支革命隊伍就一刻也難以存在下去。”10月底,部隊到達大余縣,朱德和陳毅又乘機對部隊進行了一次大整編。一是進行組織整編,把剩余的南昌起義部隊整合編成一個縱隊,稱為“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二是整頓D團組織和加強D對部隊基層的領導,重新登記了D、團員,調整了D、團組織,成立了以陳毅為書記的D支部,選派一些優秀的D員到各連隊擔任政治指導員,并在士兵中吸收發展新D員。11月,部隊在崇義縣的上堡地區,又就紀律和軍事作了一次新的整訓,陳毅明確規定:部隊要服從指揮、聽從命令,不準侵犯群眾利益,籌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整頓后部隊凝聚力增強了,部隊思想情緒進一步穩定了,紀律性更強了。這些規定同毛澤東開始提出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是一致的。所以,井岡山會師后,朱德率領的部隊與毛澤東的井岡山部隊官兵很快就融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了新局面。
三、井岡山會師為鞏固和擴大井岡山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會師前,井岡山的毛澤東秋收起義余部和山上的袁文才、王佐部隊總共只有1100多人,裝備差,軍事技術和作戰經驗都不足,這么薄弱的隊伍,要粉碎國民D軍隊頻繁的“進剿”和“會剿”,是非常困難的。會師后,部隊人員大增,尤其是南昌起義軍余部又是正規軍,有的參加過北伐戰爭,還有一批黃埔軍校的科班畢業生,部隊的軍事技術和作戰經驗都比較強。會師后組建的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一戰黃坳、五斗江,二戰草市坳、永新,三戰新老七溪嶺,徹底粉碎了國民D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進剿”和第一、第二次“會剿”,使湘贛邊界割據區域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地全縣和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以及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面積達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萬。建立了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和茶陵特別區委,邊界D員人數達1萬人以上。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邊界各級紅色政權得到發展。蓮花、酃縣也于5月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加上原已成立縣蘇政府的遂川、寧岡、永新、茶陵,不僅邊界六縣都成立縣蘇維埃政府,而且區、鄉紅色政權也普遍建立起來,土地革命也逐漸開展起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四、井岡山會師加深了朱德、陳毅對毛澤東的了解,為日后他們精誠團結干革命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對農民問題、武裝斗爭和斗爭道路的選擇等問題上,全D的認識存在極大分歧。例如,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上山”的主張,認為這樣“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如果我們D“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一主張遭到反對,因為當時中共中央推行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中共中央的計劃是把全省劃為三大區同時舉行暴動,即以長沙為中心發動湘東暴動,以衡陽為中心發動湘南暴動,以常德為中心發動湘西暴動,然后奪取全省政權。毛澤東則提出“縮小范圍的暴動計劃”,主張以靠近山區的汝城縣為中心,進而占領幾個縣,實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區域,逐步實現奪取全省政權,萬一失敗就“上山”。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放棄攻打長沙,轉而踏上進軍井岡山之路,發展游擊戰爭,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建立紅色政權。朱德、陳毅和毛澤東有相同的想法。早在1925年,朱德就在莫斯科學習研究蘇聯內戰時的游擊戰術,當教官問他回國后怎樣打仗時,他回答:“部隊大有大的打法,部隊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2]p40。1927年11月,在崇義縣上堡地區整訓時,朱德開始為實施這種戰略思想做準備。針對當時起義軍面臨的由攻打大城市、打正規戰,轉變為實行分散游擊戰的新形勢,朱德、陳毅開設了游擊戰略戰術課,教戰士們怎樣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戰斗隊形從一線式改為“人”字形等游擊戰略戰術。這時,朱德聞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已經上了井岡山,便派毛澤覃前往聯系,他到了井岡山后,即向毛澤東詳細介紹了朱德部隊的情況。與此同時,毛澤東派去探聽南昌起義部隊下落的何長工也與朱德取得了聯系。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進入湘南后,與湘南農民運動結合起來,發動湘南暴動,成立縣、區、鄉蘇維埃政府和農會組織,領導農民開展“插標分田地”的斗爭。一時間,紅色風暴席卷湘南大地。為了撲滅革命烈火,桂、湘、粵軍閥相互妥協,聯合七個師的兵力從西、北、南三面向湘南工農革命軍“協剿”,加上湖南省委實行“左”傾盲動主義,引起群眾不滿,工農革命軍在湘南難以立足。朱德、陳毅率部和桂、湘軍交戰數次后,為保存軍力,決定率部向井岡山轉移。這一過程,表明了朱德和毛澤東思想相通,選擇的革命新道路相同。這是他們相互信任的基礎。
1928年6、7月間,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之際,中共湖南省委發出錯誤指示,強令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湘南發展,結果損失近一個團的兵力。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后,敵人乘虛而入,根據地也遭受嚴重損失。史稱“八月失敗”。毛澤東親自到桂東迎接紅軍大隊回井岡山,使朱德、陳毅深受感動。毛澤東沒有苛責他們,而是給他們分析中國國情和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使他們由衷地感到毛澤東胸懷的廣大和對中國革命認識的獨到,這使朱德、陳毅更堅定了與毛澤東一起革命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1929年1月,紅四軍進軍贛南后,2月7日,中共中央給毛澤東、朱德發來指示信,對在農村的紅軍前途作了悲觀的分析,提出將紅四軍分成小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并要朱、毛離開部隊。5月上旬,中央派劉安恭來參加紅四軍工作,以貫徹中央二月來信精神,并且擔任了臨時軍委書記。他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限制前委的領導權。他在紅四軍骨干、戰士中進行非組織活動,制造了極大的混亂,甚至引起了不正常的派別現象。此后,紅四軍內部發生了對個人領導和D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等問題的爭論,有種意見認為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盡管也有不同意見,但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6月下旬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改選前委,陳毅當選前委書記,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后來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隨之,朱德、陳毅、毛澤東之間一段時間的隔閡徹底消除,他們同心協力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五、紅四軍作為紅軍一方面軍的基礎之一,為開辟中央蘇區提供了重要支撐
1930年6月,紅四軍、紅十二軍、紅六軍(后稱紅三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后稱紅一軍團);紅五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8月,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并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1930年10月,毛澤東領導紅一軍團,在贛西南地方武裝和革命群眾配合下攻取了贛西重鎮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不久,從南豐到永新,由尋烏到峽江,橫貫江西半壁,縱橫350多公里,人口達400余萬,贛西南蘇區由原來零星的紅色割據區域,發展成為有統一領導、連成一片的大塊根據地,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連續打破國民D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贛南、閩西蘇區連成一片,成為全國最大的蘇維埃區域——中央蘇區。參考文獻:
[1]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見:南昌起義[M].北京:中共D史資料出版社,1987.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簡介]戴彪,男,吉安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D支部書記、院長,副教授;李萍,女,中共吉安市委D史辦征研科科長。
責任編輯 / 梁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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